涂山大会的篝火熄了,旗帜收了,各部落首领带着庞大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土地。大禹坐在方才有了点模样的都城里,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。他面临一个所有开国者都市遇到的终极难题:如何让天下人,甚至让还没出生的子女,都牢牢记取“谁才是老大”?
光靠嘴说不可,哪怕你治过水。人总会死,影象总会淡。你需要一件东西,一件足够重、足够大、足够神奇,让所有人一看就肃然起敬,一想就心头震颤,一碰就感觉烫手的东西。
这件东西,最好还能自己“说话”,取代你宣示主权。
于是,一个传奇诞生了——“禹收九牧之金,铸九鼎于荆山之下。”(《史记·封禅书》)
传说里,大禹把天下九州纳贡的青铜(金)收集起来,在荆山脚下铸造了九只巨大的鼎。每一只鼎代表一个州,上面铸刻着该州的山川地形、奇异物产、鬼神精怪。以后,这九只鼎成了王权的至高象征,得鼎者得天下。
故事听起来热血沸腾,但咱要是较个真,问题就来了。
一、技能拷问:夏朝初期,真能造出“九鼎”吗?
咱们得回到考古现场,泼点冷水。在二里头遗址——目前公认最大概是夏朝中晚期都城的遗址——确实发明了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。主要是爵和斝(jiǎ),都是喝酒的器皿,另有少量的鼎。
但要害点是:它们都很小。 二里头出土最大的青铜鼎,也就二三十厘米高,比家里的炒菜锅大不了多少。青铜在其时是绝对的“高科技”,产量极低,工艺庞大。要用有限的青铜,铸造九只足以象征九州、体量惊人的大鼎,从资源和技能上看,险些是不大概的任务。
那“九鼎”传说纯属瞎编?别急,下结论还早。传说往往不是空穴来风,它大概是一种浓缩和夸诞的象征性表达。真相大概是:
夏朝确实掌握了青铜礼器铸造技能,并开始用它来区分品级、彰显权力(用珍贵金属做非实用的礼器,自己就是权力行为)。
“九鼎”的看法大概早已存在,它大概最初是九件成套的、具有特殊意义的礼器(不一定是鼎,也大概是其他组合),大概爽性就是一个政治看法。
周朝人给这个传说加了“特效”。周人特别喜欢“九”这个数字(九州、九五之尊),他们大概将夏商以来对“鼎”的崇拜,团结自己“天命观”的需要,加工、放大成了“九鼎”这个震撼的传奇。
所以,“九鼎”大概未曾以青铜巨物的形态真实存在,但“九鼎象征天下王权”这个看法,却比任何实物都真实,并且气力强大千倍。
二、标记解码:一口锅的“逆袭”之路
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问题:鼎,这玩意儿原来不是煮肉炖汤的炊具吗?怎么就跟至高无上的权力绑死了,变得“一言九鼎”、“问鼎中原”了呢?
这得从根儿上说起。
在原始部落时代,谁能分派食物(尤其是珍贵的肉食),谁就是老大。部落首领,往往就是那个主持祭奠、宰杀牲口、然后在祭奠后把肉(胙肉)分给大家的人。鼎,作为最主要的烹煮和盛肉器皿,天然就和“分派权”绑在一起。它从厨房诞生那天起,就沾着权力的油腥味。
厥后社会庞大了,光会分肉不敷,还得会“分”秩序、“分”品级。鼎就从厨房的灶台,搬到了庙堂的祭坛。
在最重要的祭奠仪式上,鼎用来烹煮献给神灵祖先的牺牲。仪式竣事后,主祭者(往往就是最高统治者)将煮熟的胙肉分赏给参加祭奠的贵族。这一刻,鼎毗连了三个世界:它烹煮牺牲,相同了神界;它由王者主持,代表了王权;它分出的胙肉,界说了贵族阶层的身份和秩序。
于是,鼎完成了终极奔腾:从分派食物的实用器,酿成了分派权力的礼器。它的成果从“煮肉养人”,升华为“祭奠通神,明辨贵贱”。
大禹铸九鼎,就是把这条逻辑链推到极致:我不再只是一个部落分肉的首领,我是全天下的总分派者。九州万物,山川精英,都由我认知、归我掌管、由我分派。九鼎,就是这份终极权力的可视化证书。
三、政治魔术:如何让抽象权力“看得见、摸得着”?
“九鼎”传说最精妙的政治智慧就在这里:它完成了一次富丽的权力物化魔术。
权力本是抽象、运动、难以捉摸的。你说你受命于天,凭什么?你说你统治九州,证据呢?
“我有九鼎。”
一句顶一万句。
这九只鼎(哪怕是看法中的),成了权力的终极实体锚点。它们极重(物理上和象征上),无法被小我私家轻易移动;它们陈腐,承载着开创者的荣光;它们奇特,天下仅此一套。
以后,中国的政治传统里,极其重视“器”与“名”。要有实实在在的器物(九鼎、传国玉玺、龙袍宝座)来代表权力,也要有正儿八经的名分(天子、天子、年号)来确认权力。这就是孔子说的:“名不正则言不顺,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“九鼎”就是最正的“名”,和最硬的“器”。
后代的汗青,就像在不绝为这个传奇加注:
商汤灭夏,听说第一件事就是把九鼎搬到商都。
周武王灭商,又把九鼎迁到洛邑(洛阳)。
春秋时,楚庄王势力大到周天子家门口,存心问“鼎之巨细轻重”,把周王使臣吓出一身盗汗(这就是“问鼎”的泉源)。
秦始皇统一后,听说九鼎沉于泗水,他派人打捞未果,成了毕生遗憾。
你看,九鼎是否存在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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