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)太行山的东麓，秋天的风已经带着刀子般的寒意，卷起黄土，抽打在脸上生疼。一支范围不大、却异常老练的步队，正沿着山谷间委曲可辨的小径，沉默沉静地向北行进。
步队的焦点，是一辆极重的战车。车上站着一位老者，须发已见斑白，但身姿挺拔如岩松，目光锐利地扫视着两侧越来越荒凉、越来越陌生的山岭。他是召(shào)公奭(shi)，文王的庶子，武王的异母弟，周公的兄弟与战友，如今，他是这支远征军的统帅，也是一个即将被创造出来的国度——燕国——的奠定人。
车轮碾过碎石，发出单调而坚固的声响。这声音被四周无边无际的沉寂吞噬，显得分外孤单。这里早已不是熟悉的周原，不是成周洛邑，甚至不是殷商故地的平原。这里是燕山山脉的南缘，是一片被中原人笼统称为“北土”或“戎狄之地”的模糊区域。
召公手里没有详细的舆图，只有一些来自商朝旧档案的模糊记录，和一些耳食之闻的、关于北方部族（鬼方、山戎、肃慎……）的可骇传说。他的行囊里，除了武器和有限的粮食，还带着几件更重要的东西：周王室的册命文书、象征诸侯权威的礼器，以及一颗必须在此地扎根的刻意。
这不是一场开疆拓土的荣耀远征，更像是一次绝望的播种。种子，就是他和这有限的族人、部队；土地，是这片布满敌意和未知的蛮荒。
一、日志残片：穿越“地理迷雾”
如果召公有一本行军日志，开头几页大概会写满狐疑与艰苦：
“某日，出邢丘（今河南温县一带），北行。斥候报，前方山谷为‘戎裔’所据，不通。绕行，多耗三日。”
地理障碍是第一个仇人。山脉、河道、沼泽、密林，没有现成的“周道”。每一步都需要探路，每一次绕行都在消耗名贵的体力和时间。所谓的“路”，往往是野兽踩出的小径或凋谢的河床。
“某日，遇本地聚落。其民断发纹身（或为东夷北支习俗），言语侏(zhu)离（难懂），持石斧木矛，于高崖窥视。我示以帛币、铜器，皆鉴戒不受。夜，增强警备。”
文化隔阂与敌意无处不在。这里的原住民与周人在语言、外貌、习俗上迥异。他们对这支全副青铜武装的外来者布满天然的猜疑和敌视。召公试图用中原的货品举行“友好商业”，但收效甚微。信任的创建，远比超过山岭更难。
“某日，粮队遭小股‘山戎’袭扰，失粟数车。追之不及，遁入山林。此地不可久留，需速觅可守可耕之土。”
宁静威胁时刻存在。北方的戎狄部落机动机动，熟悉地形，擅长骚扰和偷袭。他们不像商军那样列阵而战，而是像狼群一样，伺机咬一口就走。远征军必须时刻保持战斗队形，行军迟钝，且后勤线脆弱不堪。
这些日志残片拼凑出的，是一幅孤单的探险者面临巨大地理与文化鸿沟的图景。召公的任务，不是击败某个详细的君王，而是在一片混沌中，硬生生划出一块属于周人的“文明飞地”。
二、择地“蓟”：生存压倒一切的盘算
颠末数月费力跋涉与勘探，步队终于在一片相对开阔的、河道（今永定河）围绕的台地上停了下来。此地后代被称为“蓟(ji)”（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）。
选择这里，绝非因为风水多好（虽然背靠燕山，面朝平原，确有形胜），而是基于最暴虐的生存算计：
水源与耕地：台地邻近河道，取水方便，且阵势较高，可避大水。周边有可供开垦的冲积平原，这是生存的底线。没有粮食，一切礼乐征伐都是空谈。
防备地形：台地自己具有一定高度，河道形整天然护城河。背靠燕山余脉，可提供预警和一定的战略纵深。对付一支孤军来说，易守难攻是首要思量。
战略代价：此地正处于南北交通的一个潜在孔道上。向北，可监控乃至逐步渗透燕山山地诸戎；向南，能与中原保持若即若离的接洽（虽然遥远）。它是一个抱负的前进基地和警戒哨所。
于是，召公下令：筑城。
没有成周那样雄伟的计划，一切从简、从快、从固。城墙用夯土和石块垒起，不求壮观，但求丰富。城内迅速分别出宫殿区（大概只是较大的夯土屋子）、手产业作坊区、居住区。这与其说是一座都城，不如说是一个大型的、永久性的军事堡垒兼殖民据点。
考古学家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明了西周早期的燕都城城遗迹。城墙、墓葬、车马坑、青铜器作坊一应俱全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出土了大量带有“匽(yān)侯”（燕国国君）铭文的青铜器，证实了这里就是召公始封的燕国焦点所在。器物气势派头与中原相似，但又带有一些本地特色，正是“殖民文化”融合的陈迹。
三、双城记：宗周与燕蓟的遥远共振
城筑起来了，但召公面临一个更棘手的难题：他本人，不能永远待在这里。
他是周王室的“太保”，是三公之一，是帮手成王、制衡周公（或与其相助）的中央焦点重臣。他的政治舞台在镐京，在成周。燕国，只是他家属需要谋划的一块遥远的封地。
怎么办？召公采取了其时大概常见的，但在燕国这种极度边疆地区尤为典范的步伐：署理人统治。
他 likely（很大概）将自己的一个儿子（大概是元子）留在蓟城，作为燕国的实际统治者，即第一代“匽侯”。而他自己，则带领一部分焦点人员返回宗周，继承参加中央朝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