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)”这个名字，听着就比“井方”更透着一股子原始的凶猛与神秘。它不像一个详细的方国名号，倒更像一个以猛虎为图腾的、庞大族群同盟的统称。其运动范畴，大抵在本日的湖北、江西、安徽一带的长江中游北岸地区。这里不再是中原熟悉的旱作平原，而是江湖星罗、丘陵纵横、草木深茂的“泽国”与“险地”。
对商朝而言，南方意味着两种截然差别的东西：一是无尽的诱惑，二是莫测的风险。
诱惑，是实实在在的、令殷都宫廷魂牵梦萦的珍宝。南方的铜矿（特别是江西瑞昌、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古矿场）、锡矿，是青铜文明延续的命脉。那里的朱砂（丹砂），是祭奠书写与贵族妆容不可或缺的圣物；那里的象牙、犀角、翠羽，是彰显权力与神性的顶级奢侈品；那里大概另有来自更遥远南方的奇特物产。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里那句“挞彼殷武，奋伐荆楚。深入其阻，裒（pou）荆之旅”，描画的虽是后代情形，但商人对南方“阻”与“旅”（险阻与部众）的早期印象和征服欲望，现在已然萌发。
然而，风险也同样巨大。南方的气候“暑湿瘴热”，对来自北方的商军士卒而言，自己就是一个可骇的仇人。密布的水网与茂密的森林，使得商朝赖以为傲的重装战车步队险些寸步难行，机动性大打折扣。这里的部族（虎方大概只是其中之一）凭借山水之险，盘据一方，他们的作战方法、社会布局乃至信仰，都与中原迥异。甲骨文中关于南方的记录，常带有一种审慎甚至略显茫然的气息，远不如对北方战事那般斩钉截铁。
那么，武丁和他的商朝，毕竟如何“谋划”这片神秘而富庶的南方呢？大范围的、目标明确的扑灭战，如同北伐鬼方那样，在这里很难复制。商朝采取的，很大概是一种更为庞大、渐进式的复合战略：武装殖民、据点辐射与远程商业相团结。
考古发明为我们揭开了这漫长谋划的一角。在湖北武汉的盘龙城，发明了一座堪称“缩微版殷墟”的商代中期城址。它有宫城、城墙、青铜作坊、贵族墓葬，出土的青铜器、玉器气势派头与殷墟如出一辙，但明显是本地铸造。这绝非一个普通的边疆据点，而是一个经心制作的、带有强烈政权象征意义的殖民都城或区域统治中心。
盘龙城的地理位置极具战略眼光：它背靠大别山与桐柏山隘口，面向江汉平原，把守长江与汉水交汇要冲。以此为基地，商朝的气力可以像触角一样，向北毗连中原，向南威慑江汉，向西渗透鄂西，向东影响江淮。它是一座桥头堡，也是一个示范点，向南方土着展示着商文明的强大与先进——看，我们可以在你们的土地上，制作起你们永远造不出的光辉城池。
以盘龙城这样的焦点据点为枢纽，商朝大概创建了一系列较小的军事、采矿或商业站点，如同珍珠般散落在通往矿区的蹊径沿线。这些据点保障了珍贵铜锡矿料能够被开采、粗炼，并通过水陆联运，源源不绝送往北方。这个历程，一定陪同着与本地虎方等部族的庞大互动：有时是武装辩论，以夺取或掩护矿源；有时是胁迫生意业务，用北方的盐、布、高级陶器或青铜武器，调换对方的矿产与特产；有时也大概举行有限的文化融合与人口渗透。
甲骨文中有一条颇有意思的记录：“贞，令望乘暨举途虎方。” （《甲骨文合集》6667） “途”字在此，有征伐、蹊径、乃至通过之意。这句卜辞大概正反应了商朝对虎方的一种战略：命令“望乘”和“举”这两位将领或部族，去“买通”通往虎方的蹊径。这“买通”，既是军事上的扫清障碍，也大概包罗着开辟商路、创建接洽的意图。
商朝对南方的谋划，少少追求领土的全面占领，那在其时的条件下险些不大概。他们追求的是 “线”与“点”的控制：控制要害的交通线（水路、隘口），控制焦点的资源点（矿山），并在战略要地植入能够长期存续的文明据点。通过这些“点”与“线”，他们将中原的青铜技能、礼制看法、权力象征物（青铜礼器、玉器）输送已往，同时也将南方的物资、乃至大概的人才（优秀的矿工、巫师？）罗致返来。
这种谋划是迟钝的、代价奋发的，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。盘龙城及江西吴城、牛城等商文化遗址的存在，表明商文明并非范畴于黄河道域的“中原文明”，其影响力早已超过淮河，深入长江，在广袤的南方打下了最初的烙印。这些烙印，为厥后周代的“汉阳诸姬”分封、楚国的崛起乃至秦汉大一统下长江流域的开辟，埋下了最早的文化种子。
东线对井方的博弈，是为了稳住流派，窥伺更辽阔的东夷世界。南线对虎方的谋划，则是为了攫取资源，在陌生的山川间刻下文明的坐标。这一东一南，一稳一拓，配合组成了武丁时代帝国经略的完整拼图。
当东方的使者带着海贝与龟甲返来，当南方的船队满载着铜锭与朱砂靠岸，殷都的宗庙里，祭奠的烟火便越发壮盛，青铜的铸造声便愈发轰鸣。帝国的心脏，依靠这些从四方躯体输送来的养分，强有力地搏动着。
然而，再强盛的武功与谋划，终需转化为内部的秩序与繁荣，方能长期。当四方的狼烟暂时平息，朝堂的目光便会从舆图移回宫阙。武丁与傅说所推动的厘革，那些在战争中得以强化的新贵与旧族，他们之间的平衡与博弈，将在没有外敌的配景下，上演另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