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)葛伯的脑袋挂了旗杆，韦、顾、昆吾这些夏桀的“铁杆马仔”也挨个被收拾帖服。商汤通过这“十一征”，干了两件漂亮事：一来把从亳都到夏都之间的蹊径，扫除得干洁净净；二来嘛，更是在天下诸侯心里头，把自己“有道伐无道”的牌子，擦得锃光瓦亮。
仗打到这个份上，明眼人都瞧出来了，商汤这架势，绝不是小打小闹抢点土地，他是要掀桌子，换庄家。可问题来了：你商汤再能打，毕竟只是个“方伯”，是诸侯里的带头年老，不是天下共主。要去掀夏桀的桌子，理论上讲，这叫以下犯上，是“叛”。
光靠“葛伯仇饷”那点道义优势，打打小喽啰还行，真要直捣黄龙，去动夏朝四百年的国本，分量还嫌轻了点。你需要一个改正式、更权威的“授权书”，让这场造反看起来名正言顺，像是团体意志，而不是你商汤一小我私家的野心。
于是，中国上古政治舞台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幕上演了——景亳之命。
“景亳”，一般认为是亳都四周一处举行重大仪式的高地。“命”，不是命令，而是盟誓。“景亳之命”，说白了，就是商汤在景亳这个地方，召集天下诸侯，开了一个战前发动暨誓师大会，大家献血为盟，配合推举他作为反夏同盟的最高统帅。
这事儿在《左传》里记得很肯定：“商汤有景亳之命。”（《左传·昭公四年》）《墨子》和《尚书大传》也提到，是“三千诸侯”大会于亳。三千虽然是虚数，形容人多势众，但足以说明，响应者绝非少数。
您琢磨琢磨，这会盟的局面得有多微妙，又有多要害。
收到请柬的诸侯们，心里恐怕都在打鼓。去吧，便是公然站队反夏，万一商汤失败了，秋后算账名单上自己就是头一批。不去吧，商汤势头这么猛，连夏桀的羽翼都剪除了，明显是潜力股，现在不烧冷灶，未来分红就没份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夏桀的暴政大家实在受够了，只是缺个挑头的。
商汤和伊尹，把这份心理拿捏得死死的。会盟的时机选得极好——正在“十一征”大胜之后，军威最盛；又在正式伐桀之前，留有转圜。所在选在自家大本营亳，宁静，也能展示实力。
可以想象，景亳高台上，旗帜蔽日。商汤肯定是慷慨陈词，把夏桀的罪状一条条数落出来，什么“率遏众力，率割夏邑”（《尚书·汤誓》，耗尽民力，剥削百姓），什么“有众率怠弗协，曰：‘时日曷丧？予及汝皆亡！’”（《尚书·汤誓》，民众都怠工不相助了，说这太阳什么时候死亡啊，我们宁愿跟你同归于尽）。他把自己描画成不是为自己打仗，而是“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”（《尚书·汤誓》，我敬畏上帝，不敢不去征讨），是替天行道，是补救天下百姓于水火。
然后，就是焦点环节——歃（shà）血为盟。宰杀牲口，将血涂在嘴唇上，大概滴在酒里共饮，对天地鬼神立下誓言：配合讨伐暴夏，拥护商汤的向导，生死与共，绝不叛逆。《礼记·曲礼下》说“约信曰誓，莅牲曰盟”，指的就是这种郑重其事的仪式。颠末这套仪式，松散的诸侯同盟，就被神圣的契约绑定成了一个政治军事配合体。
“景亳之命”的伟大之处，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权力转移预演。
在盟誓中，诸侯们对商汤的拥护，实质上已经排挤甚至否定了夏桀作为“天下共主”的正当性。他们把原本对夏王的效忠与听从，通过团体盟誓的形式，暂时性地、有条件地转让给了商汤。这就比如一家公司的各大股东和重要客户，团体开会，免职了现任cEo，并一致推举一位新的执行董事长来主持大局。虽然公司还没正式更名换姓，但实权已经移交了。
这比单纯的武力征服要高超太多。它让商汤接下来的伐桀战争，性质产生了基础改变：不再是“商”这一个部落对“夏”王朝的反叛，而是“天下诸侯”在有道首脑向导下，对无道独夫的团体清算。商汤从“叛军首领”，富丽转身为“义军牛耳”。
反过来看夏桀，现在已是真正的孤独伶仃。“景亳之命”的消息传到斟鄩，对他来说不啻五雷轰顶。这意味着，他不但失去了对东方广袤土地的实际控制，更失去了作为天子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本——天下人心的归附与诸侯形式上的尊崇。他的“天下共主”身份，在那一刻，已经在道义和现实层面，被大部分诸侯团体投票废黜了。他剩下的，只有直属的王畿部队和摇摇欲坠的虚名。
所以，“景亳之命”不是一次简单的战前会餐，它是新旧王朝更迭历程中，一次决定性的政治投票和权力预演。它用团体盟誓的陈腐形式，为商汤的武力行动，披上了最正当的外衣，凝聚了最遍及的气力，也预支了未来新王朝的政治架构——那将是一个以商为牛耳、诸侯配合认可的新秩序。
盟誓已毕，血酒入喉。景亳高台上的风，裹挟着黄河的水汽与诸侯们的誓言，猎猎向西吹去。那风里，已经能闻到鸣条战场上的铁锈味了。万事俱备，只差最后那篇战斗檄文，点燃决斗的狼烟。
那篇檄文，将用最朴素而猛烈的语言，把这一切道义、盟誓与恼恨，凝聚成一句响彻汗青的战斗标语。它就是《汤誓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