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)伊尹带着从夏都密查来的绝密情报回到了亳，成汤心里那幅伐夏的蓝图，算是有了最准确的稿本。可光有蓝图不敷，屋子不能凭空起，你得先让人相信，你拆掉隔邻那栋破楼是合情公道，甚至是民怨沸腾的。
打仗，尤其是要推翻一个统治了四百多年的天下共主，讲求个“名正言顺”。拳头要硬，原理更要响。这个“原理”，大概说开战的捏词，不能是商汤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，那样显得你早有野心，是乱臣贼子。最好呢，是别人把刀子递到你手里，你“被迫”自卫，或是“替天行道”。
这个递刀子的人，很快就出现了。他叫葛伯。
葛，是夏朝的一个小诸侯国，土地大概在现在河南商丘宁陵县一带，离成汤的亳都非常近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把这事儿讲得挺细：“汤居亳，与葛为邻。葛伯放而不祀。” 说葛伯这人放纵无道，连祭奠天地祖宗这样的大事都疏弃了。
在那个年代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（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）。你不打仗可以，但不祭奠，便是自绝于天地祖宗，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，是“失德”的明证。成汤就抓住这一点，派人去质问葛伯：“作甚不祀？” 你为啥不祭奠？
葛伯倒也诚实（大概说愚蠢），答复说：“无以供牺牲也。” 没牛羊做祭品啊。
好，台阶递过来了。成汤立即展现“仁义”，派人给葛伯送去了一批牛羊。葛伯收下牛羊，转头杀了吃肉，照旧不祭奠。
这下，成汤又派人去问：“作甚不祀？” 葛伯这回换了捏词：“无以供粢盛（zi chéng）也。” 没谷物来做祭饭啊。
您瞧，这是典范的蹬鼻子上脸，把成汤当冤大头了。可成汤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他再次展现“仁德”，派亳地的青壮年去帮葛国种地，还让老弱百姓给这些干活的人送饭。
事情生长到这儿，按理说成汤仁至义尽了。可热潮来了。《孟子》记录：“葛伯率其民，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，不授者杀之。有童子以黍肉饷，杀而夺之。” 葛伯带着他的民众，在半道上拦截那些送酒饭的亳人，抢夺他们的食物，不给的就杀掉。有个孩子去给种田的父亲送饭和肉，葛伯竟把他杀了，抢走了饭肉。
这就是“葛伯仇饷”。“仇”，是抢劫、仇杀；“饷”，是送饭。翻译过来就是：葛伯抢劫并杀害了送饭的童子。
消息传回亳都，舆论瞬间爆炸。这已经不是无道，而是灭尽人性了。成汤等的就是这一刻。《尚书序》里说：“葛伯不祀，汤始征之。” 外貌看，征伐的直接原因是“不祀”，但点燃怒火的引信，是这桩怒不可遏的“仇饷”惨案。
后代许多人读这段汗青，以为葛伯蠢得不可思议，像个专门配合成汤演戏的丑角。他大概是真蠢，但更大的大概是，成汤和伊尹早就把葛伯及其国度的本相摸透了。他们精准地预判了葛伯的贪婪与短视，并巧妙地、一步步地把他逼到了道德绝境，让他自己把“该杀”两个字写在了脸上。
于是，伐葛之战，就成了正义凛然的“惩戒之战”。商汤的部队出发时，想必是群情激愤，士气奋发。打这样一场实力悬殊、道义占尽的仗，效果毫无悬念。《孟子》说：“汤始征，自葛载，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。” 从征葛开始，商汤前后征战十一次，所向披靡。
这“十一征”可不但是打仗，更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 “舆论战”和“统一战线”工程。
灭葛之后，商汤没有急着继承猛冲，而是停下来大做文章。他充实使用“葛伯仇饷”这个典范案例，向全天下诸侯举行宣传和喊话。焦点意思大概是：大家都瞥见了啊，葛伯这种不祀天地、杀害孩童的禽兽，我替天行道把他收拾了。我可不是为了抢土地，是为了维护天下的道义。那个高高在上的夏桀，任用葛伯这样的诸侯，他本人更是荒淫暴虐，他是不是也该被“惩戒”？
这一手高超至极。对付那些饱受夏桀和其党羽压迫的诸侯来说，商汤灭葛，不但仅是撤除了一个恶邻，更是释放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：有人敢抵抗了，并且乐成了。这对付动摇夏朝的统治体系，争取中间派，起到了难以估计的作用。
同时，这“十一征”也极具战略性。他打的，主要是韦、顾、昆吾这几个死心塌地追随夏桀、且位于商到夏都必经之路上的铁杆诸侯。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里唱：“韦顾既伐，昆吾夏桀。” 剪除了这些羽翼，就便是拔光了夏桀这只猛禽的羽毛，既扫清了进军蹊径，也完成了最后的战前伶仃。
所以，“葛伯仇饷”这起看似偶然的地方辩论，实则是成汤和伊尹经心策划的伐桀总攻的序曲。它用一个鲜血淋漓、无可反驳的小事件，夺得了道义的制高点，完成了战争的政治发动和舆论准备。以后，商汤的部队不再是“商”的部队，而俨然成了“天罚”的执行者，是“有道”讨伐“无道”的正义之师。
当夏桀还在倾宫里醉生梦死，以为不外是东方又一场寻常叛乱时，他绝不会想到，要他命的惊雷，最初竟是从一个孩童被夺的饭篮里，炸响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