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)（第一部分：战云压城）
比干的血，没能让帝辛清醒；箕子的疯，也没能换来转圜。殷都的气氛里，恐惊和沉默沉静像瘟疫一样伸张，但王宫深处的帝辛，似乎正处于一种狂风雨前诡异的亢奋与偏执之中。东征大胜的余威还在他血管里燃烧，西伯戡黎的挑衅又点燃了他的怒火。他大概以为，东夷那么大的阵仗都踏平了，西边那个种地的姬昌，又能翻起多大的浪？
可浪，已经高过了堤坝。
姬昌，那位被后代尊为“文王”的西伯，没比及亲手复仇的那天。他在经心谋划、广施德政之后，赍志而殁（ji zhi ér mo），把伐商的大业和杀父的深仇，留给了儿子姬发——这就是厥后的周武王。
姬发接过权柄的时机，好得不能再好。他父亲给他留下了一个政治清明、人才济济（有太公望、周公旦、召公奭等）、诸侯归心（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大概夸诞，但众多方国离心于商是事实）的强盛周邦。而他的敌手帝辛，则完美地践行了“为渊驱鱼，为丛驱雀”，通过杀比干、囚箕子、逼走微子，乐成地把商朝内部最焦点的抵牾，袒露给了全天下的仇人。
姬发需要做的，就是期待一个最致命的时机。
这个时机，随着帝辛将商王朝最精锐的步队和最能打的将领（如蜚廉、恶来），再次投入对东夷残余势力的清剿（或弹压新叛乱）而到来了。商朝的主力军和注意力，又一次被牢牢牵制在遥远的东方。朝歌（此时商都大概在朝歌，即今河南淇县一带）空虚，防备西线的气力变得单薄。
于是，中国汗青上一场着名的“闪电战”兼“心脏手术”，进入了倒计时。
公元前1046年（这是凭据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一个参考年份，学界尚有争议）正月，周武王姬发在黄河滨的盟津（今河南孟津）大会诸侯。《史记》记录：“是时，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。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 “八百”虽然是虚指，形容极多，但足以说明反商同盟的庞大。这更像是一次战前发动与誓师，校阅同盟气力，统一思想。诸侯们都说：“纣可伐矣！”但武王却说：“女（汝）未知天命，未可也。” 他认为时机还不完全成熟，班师归去了。
他在等什么？等两样东西：一是商朝内部更大范围的崩坏信号；二是确保商军主力绝对无法实时回援。两年后，这两个条件似乎都满足了——比干已死，箕子被囚，微子出逃，商王朝高层彻底破裂；而东方的战事，正酣或正处在胶着状态。
决斗的时刻，到了。
周武王带领的战车三百乘，虎贲（bēn，勇士）三千人，甲士四万五千人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，加上西南庸、蜀、羌、髳（máo）、微、卢、彭、濮等八个方国部族的联军，总数大概也不会超过十万。这是一支老练的、目标明确的突击步队。他们沿着黄河一路东进，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。沿途的商朝城邑和诸侯，要么早已心向周人，要么慑于联军威势，纷纷箪食壶浆（dān si hu jiāng），以迎王师。周的部队，更像是在举行一场武装游行，一路吸收着土地和人心。
与此同时，朝歌城里，却在上演着末日前最后的荒诞。后代文献如《史记》描画了一幅地狱般的图景：帝辛越发肆无忌惮地着迷酒色，在沙丘大搞“酒池肉林”，让男女裸身追逐其间。他重用费仲、恶来等佞臣，百姓怨声载道，而诸侯叛者日众。当西周联军已度过盟津、迫近牧野（朝歌田野）的急报传来时，惊人的一幕产生了：帝辛的朝廷，竟然凑不出一支像样的、忠诚的野战军去迎战！
怎么办？帝辛的应对步伐，袒露了他统治基本的彻底朽坏，也决定了战役的了局。他下令，将朝歌城内及周边的大量奴隶和战俘紧急武装起来，编组成军，连同守卫王畿的卫戍步队，号称“七十万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，此数字明显夸诞，大概是十七万之误，或纯粹是虚张声势），由他亲自带领，开赴牧野，去迎击西周的联军。
用奴隶和战俘当主力，这在军事上是极其危险的打赌。这些人心怀怨恨，毫无斗志，手里拿着武器，想的恐怕不是守卫商王，而是如何得到自由或乘隙复仇。帝辛难道不明白？他大概明白，但他别无选择。他的嫡系精锐远在东方，他能信任和变更的焦点武力，只剩下这么多。这支步队的庞大数字，与其说是军事实力的展示，不如说是帝国空洞化、只剩下一具吓人皮囊的最后证明。
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（这是传统记录，详细日期有争议）的清晨，在朝歌以南七十里、阵势开阔的牧野平原上，两支代表着差别天命、差别秩序的部队，终于面劈面列开了阵势。
一边，是西周联军整齐的战车方阵和各色旗帜，士气奋发，求战心切；另一边，是商军庞杂杂乱的阵容，人数虽多，却弥漫着不安与惊骇。帝辛站在华盖之下，眺望着劈面“西土之人”的旗帜，心中是胜券在握的狂妄，照旧隐隐的不安？我们不得而知。
我们只知道，当战鼓擂响，这场决定中原未来数百年命运的决斗，其历程和了局，快得让后代所有读史的人都感触一种不真实的模糊。
一个传承了六百年、曾经创造了光辉青铜文明的伟大王朝，它的终章，竟然只写了一个早晨。
（第二部分：背叛与焚玉）
甲子日清晨，牧野平原上，战云压得人喘不外气。
周武王姬发，一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