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)形成监督与压力。
姬昌呢？则继承演出他的“忠诚”。他大概暗自庆幸帝辛的战略重心东移，这给了他更多时间。他顺着帝辛的意思，大概还提供了一些象征性的助力，大概至少保持了沉默沉静，让这位年轻的商王能放心地把帝国的精锐，调往遥远的东方战场。
就这样，在一种各怀鬼胎的微妙平衡中，帝辛时代的大幕，以一种布满气力与希望，却又潜伏锋刃的方法，轰然拉开。年轻的君王犹豫满志，磨刀霍霍，准备用东夷人的鲜血和臣服，来铸造自己权力的全新基石。
帝辛一旦拿定了东征的主意，他那“资辨捷疾”的头脑和“材力过人”的魄力，就全数开动起来。他要做的头一件事，就是打造一个能高效执行他意志的战争呆板。而这，一定要触动殷都城里盘根错节的旧有格式。
首当其冲的，便是用人。
传统的商朝贵族政治，讲求个“旧有位人”（《尚书·微子》），重要职位多在世家大族、先王旧臣的后代里打转。这些人干系网庞大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行事也难免瞻前顾后。帝辛看着这帮人，预计以为他们就像宗庙里那些粗笨的青铜礼器，看着尊贵，实则不适时宜。
他要用的，是“新人”。什么样的人？用周人厥后骂他的话，叫“四方之多罪逋逃，是崇是长，是信是使”（《尚书·牧誓》），说他专门推崇、信任、使用那些从四方逃亡来的罪人。这话虽然有泼脏水的身分，但拨开道德指控的迷雾，我们大概能看到真相的一角：帝辛有意重用那些身世较低微、没有庞大氏族配景、但具备真才实干，且只能依附于他小我私家才华得到权力的人。
比如蜚廉、恶来父子。蜚廉以善走闻名，恶来孔武有力，都是勇力过人之士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。他们未必是“罪人”，但很大概是来自某个方国或部族的本领之士，因种种原因投奔商王，在旧贵族体系里没有基本。用他们来掌管禁卫、统率新军，自然比用那些心思庞大的世卿更让帝辛放心。这就比如一个想锐意改造的天子，总要提拔些“苛吏”或“幸臣”来突破既得长处团体的阻碍。
这一下，可捅了马蜂窝。以王叔比干、箕子和兄长微子启为代表的旧贵族团体，感触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这不但仅是几个官职的得失，而是王权正在试图彻底挣脱贵族共治的传统，走向独裁的危险信号。
抵牾，在一次次朝议中激化。帝辛要会合资源筹办东征，一定要加征钱粮，动用更多王室直接控制的“众人”（平民）和“仆庸”（奴隶）。这在旧贵族看来，是损害他们的属民长处，动摇国本。他们搬出祖宗成法，抬出鬼神之意，苦口婆心地劝谏。
可他们面临的是帝辛。那个“知足以距谏，言足以饰非”（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）的帝辛。他的智慧足够用来反驳一切劝谏，他的谈锋足够用来文过饰非。辩说的效果，往往是旧臣们面红耳赤，哑口无言，而年轻的君王则越发坚信这些老朽迂腐，不堪与谋。《尚书·微子》篇里，微子启哀叹“今殷其沦丧，若涉洪流，其无津涯”，感觉商朝要完蛋了，就像要度过大河却找不到岸边，这种绝望，很洪流平上就来自与国王无法相同的无力感。
比干更倔强，听说因为强谏不止，惹恼了帝辛。暴虐的传说由此而生——帝辛说：“吾闻圣人心有七窍。”竟剖开比干之胸以验其心（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）。这个记录过于血腥和戏剧化，未必是事实，但它象征的意义无比真实：王权与贵族谏议传统的决裂，已到了你死我活、鲜血淋漓的田地。
与此同时，帝辛对另一个传统权力体系——神权，也体现出了惊人的怠慢，甚至挑战。
商人重鬼神，凡事必卜，贞人团体通过表明甲骨裂纹，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。但帝辛这个自信爆棚的人，对付“天命”恐怕有他自己的明白。他大概认为，天命来自于现实的功业与气力，而非龟甲兽骨上的神秘裂纹。有文献佚文提到，他在祭奠时有所简慢，甚至“侮蔑神只不祀”（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）。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和睦力，而不是贞人们那套繁复而有时相互抵牾的占卜效果。
这不但仅是小我私家信仰问题，这是将最后一道制约王权的枷锁，也视作无物。在武乙“射天”物理挑衅神权之后，帝辛用他的狂妄和忽视，完成了对神权的精力鄙视。这使他越发伶仃，却也让他感觉越发“自由”——一个挣脱了贵族与鬼神双重束缚的君王，以为自己无所不能。
对内高压集权，对外战略东移，这两条线并行推进。殷都城内，是日渐紧急的肃杀气氛和窃窃私语；而通向东方的大道上，粮秣（mo）在搜集，兵甲在铿锵作响。帝辛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，不但仅是王位，另有与东夷未了的战局。现在，他要以远超父祖的气魄，去彻底办理它。
他的目光，越过殷墟的宫殿，投向了泰山以东那片广袤而叛逆的土地。那里有重复无常的“人方”，有富厚的铜锡资源，有通往海洋的商业通道。打下那里，不但能消除侧翼威胁，更能得到巨大的财产和人口，让他有足够的资本转头收拾西边的姬昌，甚至实现商族势力前所未有的东扩。
一个雄伟的，也是极其冒险的蓝图，在他心中已然绘就。所有内部的阻挡声音，在他看来，都不外是这条荣耀之路上需要碾碎的几颗石子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当他专注于东方，并因此与国内险些所有传统势力为敌时，西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