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)”出现的频率很高，且常常与“侵我”、“围我某邑”、“掠我众人”这样严重的字眼接洽在一起。比如有一条着名的卜辞记录：“癸巳卜，殻贞：旬亡祸？王占曰：有祟（sui）！其有来艰。气（迄）至五日丁酉，允有来艰自西。沚（zhi）戠（zhi）告曰：土方征于我东鄙，灾二邑；邛（qiong）方亦侵我西鄙田。”（《甲骨文合集》6057正） 这完整记录了一次土方团结另一叫“邛方”的部族，东西两面同时入侵商朝领土，还霸占了两座城邑的严重事件。
土方对商朝焦点长处的威胁，比羌方更直接、更致命。铜锡是帝国的血脉，是铸造礼器、武器的基础。动矿场，就是动国本。因此，商朝对土方的战略，与对羌方有本质区别：是坚决的、主动的、旨在扑灭或重大打击的军事征讨。打击土方，往往需要集结范围更大的正规军，举行有明确战略目标的远征，力图摧毁其集结能力，或攻占其某些要害据点（如果找得到的话），以调换领土较长时间的安定。
武丁和他的智囊们，现在就在舆图和无数片记事的甲骨前，剖析着这两个敌手。西线羌方，是慢性的、弥漫性的瘙痒，需要一剂能一连止痒、又能分而治之的药方；西北土方，则是急性的、大概引发高烧的脓肿，需要找准部位，下一刀狠的，把脓根挤出来。
北击鬼方，是扬威立万，打断了最强的外部脊梁。而即将展开的对羌方与土方的经略，才是真正磨练商朝这个庞大帝国，能否同时应对多线威胁、举行风雅化战略治理的试金石。这不再是王后一人率偏师破敌的传奇故事，而是国度呆板全面开动、在广袤领土上同时下好几盘棋的庞大博弈。
那么，武丁毕竟会如何落子？谁主攻，谁牵制？由哪位将领，领受哪一方重任？这些决定，将不但关乎一两场战役的胜负，更将深深影响商朝未来数十年的西部与北部格式。
庙堂上的战略辩说，没有一连太久。武丁心里那本账，算得比谁都清楚。很快，决定就如同一道道明确的军令，从殷都发出，奔向差别的偏向和将领。
对付西线那个如野草般“剪不绝、理还乱”的羌方，武丁给出的方剂，公然不是一味猛药。他任命了一位以稳重、善于抚御和筑城着称的宿将，带领一支范围适中但足够精锐的步队西进。这支部队的任务，并非寻找羌人主力举行决斗——那便是在草原上追风。
他们的使命更像一场大范围的、军事化的 “蒐（sou）田” 。“蒐”在古代有阅兵、狩猎、整治三重意思。这支商军，就是一把巨大的、运动的篦（bi）子。他们沿着领土与羌人运动区的接壤地带，稳步推进，一边狩猎清剿小股羌人劫掠队，一边修筑一系列坚固的戍（shu）堡和烽燧。
这些夯土堡垒，不高峻，但足够把守水源地和交通要道。它们像钉子一样楔入边沿地带，既是前哨线人，也是保护所和出击基地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们是一种清晰、坚固的文明边界宣言。以后，商朝的“土”与羌人的“牧”，有了肉眼可见的分野。商军以这些堡垒为支点，定期巡逻，打击敢于靠近的部落，同时向那些体现顺服的羌部开放有限的领土商业，用盐、布帛和青铜小件，调换他们的牛羊和马匹，并勉励他们相互监督、举报那些“不轨”的部落。
这套组合拳，可谓“胡萝卜加大棒”的陈腐智慧。它不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赫赫战功，而是追求一种长期、稳定、低本钱的压制与控制。甲骨文中以后关于西线“羌事”的记录，将从频繁的“羌侵我”警报，逐渐转变为“在某戍受年”（某戍堡得到好收成）、“令某侯司羌”（命令某位领土侯爵治理羌人事务）这类更具行政色彩的记录。这意味着，对羌方的经略，正从单纯的军事抵抗，转向更庞大的、带有羁縻（ji mi）色彩的领土治理。这个历程迟钝、琐碎，绝不起眼，却是帝国领土得以实质性牢固的基本。
然而，对付西北方那个贪婪而凶悍的土方，武丁的战略就截然差别了。这里没有“羁縻”，没有“商业”，只有一个字：伐！并且要伐得狠，伐得疼，伐到它短时间内再也伸不出爪子。
这一次，挂帅的并非妇好。北伐鬼方已证明了她无与伦比的野战能力，但帝国不能只有一把利剑。武丁选择了另一位职位崇高的王室将领，大概是他的儿子之一，抑或是如“沚戠”那样长期与土方周旋的领土强藩。调集的部队范围，虽不及北伐鬼方那般倾国之力，但也绝对是主力兵团，且战车的比例极高。
因为搪塞土方，需要的是高速的机动、强大的打击力和正面摧毁的意志。土方敢于深入抢掠，倚仗的也是其往复如风的骑兵和车兵。商朝必须用对方最擅长的方法，在野战中将其正面击溃，才华告竣震慑。
雄师悄然集结，然后如同离弦之箭，直扑西北。这次进军的目标极其明确：不是漫无目的地追逐土方部落，而是直指情报显示的、土方此次集结并威胁商朝铜矿的焦点区域。甲骨文忠实记录了这次行动的前奏：“癸酉卜，殻贞：旬亡祸？王占曰：有祟！其有来艰。三日乙酉，有来自西，沚戠告曰：土方围于我奠（甸），俘人十又五。五日丁亥，允有来自西，长友角告曰：邛方出，侵我示昜（yáng）田，俘人十又五。” （《甲骨文合集》6057正） 领土守将沚戠和长友角接连紧急，土方和其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