章)太甲从桐宫返来（或是诛杀伊尹夺回权柄），以“太宗”之名坐稳了山河。这场触目惊心的权力地动似乎已往了，商王朝这艘大船，在剧烈的摇晃后，终于驶入了一片看似平静的水域。接下来的两任商王——沃丁（太甲之子）和太庚（沃丁之弟）——在史书上的记录，寡淡得像白开水。
《史记》对沃丁的统治就一句话：“沃丁崩，弟太庚立，是为帝太庚。” 至于太庚呢？更爽性：“帝太庚崩，子帝小甲立。” 这两位君王，似乎只是王位传承表上两个必须填写的名字，干了什么，不知道；有什么政策，不清楚。连他们各自在位多久，后代都算不明白。
这种“无事可记”，恰恰是这个时期最值得玩味的汗青信息。
您想啊，老祖宗成汤开国，那是破旧立新，每一锤子砸下去都火花四溅，自然要大书特书。太甲和伊尹的恩仇情仇，关乎王权与相权的生死博弈，戏剧性拉满，史官想略过都难。可到了沃丁、太庚这儿，史笔突然吝啬起来，这未必是史料遗失，更大概是一种“无大事可记”的状态。
没有震天动地的叛乱，没有沸反盈天的民变，没有诸侯放荡来犯的边患，也没有君臣相残的宫廷惨剧。对付一个刚从开国震荡和内部危机中喘过气来的王朝来说，这自己就是一种了不得的成绩。它意味着，商朝这台崭新的国度呆板，在履历了最初阶段的剧烈磨合和妨碍维修（伊尹事件）后，零部件的咬合开始顺畅，能够按部就班地维持基础运行了。这个“按部就班”的历程，就是制度的沉淀与牢固，虽然静默无声，却至关重要。
那么，在这看似平淡的“守成时代”，哪些东西在悄悄生根抽芽呢？
第一，是权要系统的“去小我私家化”与专业化。
伊尹的阴影（或光环）太过巨大。无论他是还政的贤相照旧被诛的权臣，他的存在都表明，王朝的运转在某个时期非常依赖某个超凡的小我私家。这很危险。沃丁、太庚时期，一个重要变革大概就是权力从某个“超等宰相”手中，疏散到一个更稳定、更依规行事的权要群体那里。
这个群体，在甲骨文中徐徐有了清晰的称呼：治理占卜和记事的“贞人”团体，卖力祭奠礼节的“祝”、“宗”，掌管军事的“射”、“戍”，治理手产业的“百工”之官，处理惩罚民事的“尹”、“臣”等等。这些官职大概早在成汤、太甲时已设，但只有在相对平稳的时期，它们的职责、权限和运作流程，才华挣脱小我私家威权的随意干涉，逐渐牢固下来，形成老例。王朝的统治，开始从“人治”的惊涛骇浪，逐步转向依靠“官制”的平稳飞行。
第二，是祭奠与礼节的范例化、日程化。
商人事鬼，祭奠是头等国度大事。但在开国和动荡期，祭奠运动大概更偏重于特定的政治目的——比如成汤祭奠是为了宣示天命，太甲复位后祭奠大概是为了安慰人心、重塑权威。到了平稳期，祭奠便从“非常之举”酿成了“日常作业”。
可以推测，在沃丁、太庚时代，一套关于何时（季候、干支日）、何地（宗庙、社坛）、祭奠何神（上帝、祖先、自然神）、用何礼器、奏何乐舞、献何牺牲的庞大礼节日历，被更严格地制定和遵循。王室每年的事情，很大一部分就是按这个神圣的日程表，一丝不苟地走完所有祭奠流程。这不但仅是为了取悦鬼神，更是通过这种高度程式化的、重复的仪式，不绝强化王朝统治的神圣性与正当性，同时也在重复演练中，让整个统治阶层（王、贵族、权要）熟悉并认同这套秩序。甲骨文中那些大量看似重复、格式牢固的祭奠卜辞，其传统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得以夯实。
第三，是与四方诸侯干系的“常态化”治理。
“景亳之命”的盟誓热血，和“十一征”的武力威慑，是开国时的非常手段。天下归商后，不大概天天会盟，也不大概时时征伐。那么，平时如何治理这些诸侯？沃丁、太庚时期，恐怕完善了诸如“朝聘”、“贡纳”之类的制度。诸侯需要定期（比如每年或每几年）来王都朝见，报告事情，进献方物（《尚书·禹贡》体系或在此时期被参照执行）。王室则通过担当朝贡、举行赏赐、主持调解诸侯间纠纷等方法，维持其“天下共主”的权威和影响力。这种日常的、经济性的往来，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更能长期地维系帝国框架。同时，王室也大概开始更系统地在要害所在或与要害诸侯的领地，派遣王室子弟或亲信大臣举行驻守或监督，这就是厥后“监”制度的雏形。
所以，沃丁和太庚，这两位在史书中近乎“隐身”的君王，他们的汗青劳绩大概就在于“无所作为”——没有胡乱折腾，没有好大喜功，让王朝得以休养生息，让那些在疾风暴雨中来不及细细打磨的制度榫卯，得以在平静的岁月里逐步咬合、凝固。
他们的统治，就像修建工地上，在打下地基、竖起主梁之后，那段看似沉闷的墙体砌筑和内部装修阶段。没有这个阶段，宫殿永远只是个框架，无法住人，更无法传世。
然而，汗青的辩证法总是如此：长期的平静，往往会让内部逐渐积聚新的问题。制度固化了，也大概走向僵化；贵族权要系统稳定了，也大概形成新的长处团体和惰性；王位在兄弟子侄间平稳通报（沃丁传弟太庚，太庚传子小甲），看似调和，却也袒露了商朝早期王位继承法并未严格确立的现实。是父死子继，照旧兄终弟及？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