咱们上回说到,相土驾着马车,给商族跑出了一片颇为“烈烈”的天地。可这土地一大,贫苦事儿也随着来了。最大的贫苦,不是哪路不平的仇人,而是一位你打不外、也讲不通原理的老邻人——黄河。
商族的运动区域,大抵在如今的豫东、鲁西、冀南这一片,正处在古黄河下游那九曲回肠、动不动就改道的“豆腐腰”上。相土把领土往东、往海边拓展,这黄河,就成了他们必须直面,甚至要钻到它肚子下面去讨生活的一道坎儿。
于是,商族的英雄谱上,出现了一位画风迥异的人物。他不是开疆拓土的猛将,也不是发明创造的巧匠,而是一位“水利干部”。他叫冥,是相土的孙子,甲骨卜辞里尊称为“季”。
关于他的事迹,古书惜字如金,却字字千钧。《国语·鲁语上》里说:“冥勤其官而水死。”《礼记·祭法》也记了一笔:“冥勤其官而水死……此五代之所祀也。” 瞧瞧,“勤其官而水死”,这六个字,勾勒出了一位因公殉职、倒在水务岗亭上的部落首领形象。
“冥”这个官,到底是什么官?东汉的经学家们给补上了注解,说他是“水正”,也就是部落同盟里主管水利的官员。这个职位,听着就带着一股子悲壮和宿命感。
为啥这么说?您想想看,这“水正”的活儿,可不是厥后封建社会那些管管河渠、修修堤坝的“河槽总督”能比的。在那么一个生产力低下的时代,面临喜怒无常、动辄泛滥的黄河,当“水正”险些等同于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,跟老天爷玩命。
“勤其官”,是怎么个“勤”法?
那预计是常年带着族人,守在黄河滨儿上。春天要防“桃花汛”,夏天要抗“伏汛”,秋天说不定另有“秋汛”。没有钢筋混凝土,没有大型机器,全靠石铲、木耒、骨锸(chā),外加一副血肉之躯。他们要视察水情,要加固那些大略的堤防(如果有的话),要组织人手疏浚堵塞的河道,大水来了还得指挥老弱转移。
这事情的性质,决定了冥必须是个实干家,一个深入一线的“项目司理”。他得懂水性,会看天,能服众,还得有身先士卒的胆气。所谓“勤”,一定是脚底板踩满泥,身上没一块干爽的地方,脸上写满风霜与焦急。
那么,“水死”又是怎么个死法?
这给了后人巨大的想象空间。最直接的,便是在一次抗洪抢险中,被突如其来的决口巨浪卷走,葬身鱼腹。大概是长期跋涉在泥泞沼泽中勘查水道,染上疫病,不治身亡。无论是哪一种,都布满了悲剧性的奉献色彩。他不是战死在开疆拓土的荣光里,而是倒在了默默守卫故里的泥水之中。
这种死法,让冥的形象,在商族后人的影象里,蒙上了一层特殊的神圣灿烂。所以《礼记》说,冥是“五代之所祀”——夏商周以泉源代都祭奠的重要神灵。他不是作为王被祭奠,而是作为一位掩护神、元勋神被世代铭记。商人厥后非常迷信鬼神,敬畏自然气力,这份情感里,未必没有对这位葬身水底的先祖的深沉惦记与敬畏。
冥的牺牲,给商族留下了什么?
首先,是技能的传承与履历的积聚。治水是门实践出真知的大学问。通过冥这一代甚至更早的摸索,商族肯定积聚了富厚的、关于黄河脾性的第一手资料。哪里是故道,哪里是险工,什么季候要预防,什么样的土能挡水,这些用生命换来的履历,是部落最名贵的非物质遗产。这大概可以表明,为何厥后商朝虽频频迁都,却总能在新的所在迅速创建起生存据点,他们对“择水而居”的明白,恐怕比同时代许多部族都要深刻。
其次,是组织能力的严峻磨练与提升。治水,尤其是应对大大水,是比打仗更需要高度团体协作的事情。它要求绝对的令行克制,高效的物资调配,和跨家属的劳力统筹。冥作为“水正”,其权威一定创建在能够有效组织大范围人力抗灾的底子上。这个历程,无形中极大地磨炼了早期商族社会的组织化、纪律化水平。从某种水平上说,治水的需求,像一只无形的手,推动着商族从松散的部落同盟,向一个更有凝聚力和执行力的早期政治实体演变。
再者,塑造了一种与自然博弈的团体影象与民族性格。商族的先祖谱系里,契是“佐禹治水”的文官,冥是“勤官水死”的实干家。这两代人,都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,并且是那种布满悲壮色彩的、抗争性的缘分。这会让整个族群形成一种深刻的团体意识:我们生存于此,就必须学会与这条大河共存,既要依靠它的滋养,又要随时准备与它的暴怒屠杀。这塑造了商族性格中务实、坚固、敬畏自然却又敢于抗争的庞大一面。
所以,冥的故事,看似是英雄列传里一段昏暗的插曲,实则意义重大。它标记取商族在相土实现“空间扩张”后,进入了更困难的“内部治理与生存保障”阶段。他们不但要面临人的问题,更要办理天的问题、地的问题。
冥倒下了,但黄河并不会因此温柔。与水的斗争,成了商族命运中永恒的课题。这份极重的水患影象,如同一个幽灵,将一直徘徊在商族上空,并在数百年后,以一种意想不到的、猛烈的方法,再次深刻影响这个王朝的国运——那便是着名的盘庚迁殷。下一次滔天大水的磨练,将会迫使整个王朝做出一个艰巨而伟大的决议。
而这,都是后话了。至少在现在,商族人擦干眼泪,安葬了他们的英雄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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